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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越一世紀的致敬:畢卡索大展
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「畢加索:一位天才的誕生」,是中國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畢加索的大展,展出畢加索的103件真跡作品,涵蓋34件繪畫、14件雕塑及55件紙上作品,全面回顧畢加索的創造生涯。自6月15日開幕起,參觀流量日均超過2000人,成為2019年夏季最受矚目的藝術盛事之一。展品來自國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收藏,是新任館長洛朗·勒邦及其新策展框架在中國進行的首次主要嘗試。
展場由國際知名的阿德里安·卡迪工作室(Studio Adrien Gardère)設計為半開放式的盒狀空間,每個單元的入口都在外牆印有畢加索的大幅肖像照,在內牆貼有不同時期的印刷肖像和關於藝術家工作室的圖像,顯示出六個盒狀空間所對應的藝術家創作階段。
「早期畢加索」聚焦於畢加索童年的創作及早期受到的影響,作品有《戴帽子的男人》(1895)和《古典雕塑石膏像寫生習作》(1893—1894);「藍色和粉色畢加索」階段,藝術家放棄模仿後印象派繪畫,轉而塑造最早的個人風格,並逐漸確立了最初的藝術身份,作品包括《瘋子》(1905)和《兄弟倆》(1906);「驅魔人畢加索—《阿維尼翁的少女》的革命」展現了藝術家簡化形式和空間的探索,在尋找、發明新的藝術語言的過程中,創作了《自畫像》(1906)等作品,並孕育傑作《阿維尼翁的少女》(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,1907);
「立體主義者畢加索」中,藝術家對標誌物等符號元素的運用催生出立體派作品,如《彈曼陀林的男子》(1911)和《壁爐旁的男人》(1916);「多變畢加索」著眼於藝術家對古典的致敬、引用與革新,《戀人》(1919)、《習作》(1920)等作品均展現出畢加索獨特的探索;最後部分展示了藝術家1927年至1972年較為晚期的一系列繪畫和雕塑,顯示出青年時期的藝術實驗所產生的影響。
畢加索的生命歷程近一個世紀,他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也貫穿了將近一個世紀。 20世紀初,隨著西方藝術的引進,畢加索的名字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,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《美術史》中以「立方體派」歸納畢加索的創作,並在次年的《美術史參考書》中稱畢加索為該派之首領。到了30年代,中國的美術出版物將畢加索的藝術風格做出更細緻的劃分,其中藍色時期的底層生活的風貌使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十分親近,他們稱為「繪畫上的列寧」,自此中國人對畢加索的精神投射,除了藝術也附加一層政治色彩。
在藝術家中,1920年到法國巴黎學習繪畫的常玉、林風眠身上,都能看到受畢加索影響的痕跡。 30年代,畢加索畫作中明快的色彩受到劉海粟等現代主義者的喜愛,但徐悲鴻、豐子愷等寫實主義者則不以為然,自此分成了兩派,待北派取得政治地位後,印象派與立體主義便消聲匿跡。 1944年,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,中國的《解放日報》認為畢加索的創作有對底層人民的關注和進步的政治傾向,畢加索在中國具有充滿政治意味的身份,使他成為中國人眼裡的「人民藝術家」。
自1949年,畢加索三次為世界和平大會創作和平鴿,並獲得了斯大林獎,隨後在美國雖然舉辦了個展,卻被拒絕入境。鴿子的喻意不斷被社會主義國家詮釋,認為他的階級身份在轉換:從為資產階級服務到無產階級藝術家。 1956年,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並到戛納拜訪畢加索,曾任中央工藝美院副院長的藝術家張仃贈送《齊白石畫集》給他;同年,張大千亦攜夫人徐雯波到加里富尼別墅拜訪畢加索。 50年代後,中國展出法國現代藝術展,包括畢加索等人的複製品,同時卻又受到蘇聯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批判,將畢加索的作品視為「資產階級腐朽的藝術」。
到60年代,畢加索在中國成為禁忌;1969年,15歲的費大為在繪製巨幅毛澤東肖像時,偶然聽到旁人提及寫實主義創作早已落後西方的畢加索,卻苦於找不到相關信息。直到80年代,中國又開始展出畢加索,1981年,抽象派畫家丁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的《信使》雜誌做的畢加索專輯中,第一次全面的認識畢加索。畢加索真跡在中國首次亮相是1983年,中國美術館的舉辦「畢加索繪畫原作展」展出33幅畢加索的作品。然而在改革開放後,85美術新潮的藝術健將們迅速將目光聚集到更先鋒、更激進的藝術方向上,畢加索一時成了過氣的老大師。直到2011年,上海世博園中國館才又展出畢加索62幅原作;2014年,中國國家博物館則展出畢加索版畫100幅。
“畢加索對於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,他是個創作力旺盛的藝術家,對藝術和生活都充滿激情。”周春芽說。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錯位進程而言,畢加索是不可迴避的重要人物,不僅僅是他的天才、成功、傳奇人生與財富。大膽的著色、立體主義解構的人臉肖像和前衛的繪畫構圖,似乎與傳統中國美學相去甚遠,但他作品中有著無論如何轉型都存在的具體形象,並且立體派的多視角圖像與中國山水有相似之處,這令中國收藏家感到親切。畢加索在傳統中又具備著現代性,是當代中國藝術追求並努力的方向。
文|萬永婷
本文收錄於《典藏‧今藝術&投資》,第323期,2019年8月號
跨越一世紀的致敬:畢卡索大展
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「畢加索:一位天才的誕生」,是中國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畢加索的大展,展出畢加索的103件真跡作品,涵蓋34件繪畫、14件雕塑及55件紙上作品,全面回顧畢加索的創造生涯。自6月15日開幕起,參觀流量日均超過2000人,成為2019年夏季最受矚目的藝術盛事之一。展品來自國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收藏,是新任館長洛朗·勒邦及其新策展框架在中國進行的首次主要嘗試。
展場由國際知名的阿德里安·卡迪工作室(Studio Adrien Gardère)設計為半開放式的盒狀空間,每個單元的入口都在外牆印有畢加索的大幅肖像照,在內牆貼有不同時期的印刷肖像和關於藝術家工作室的圖像,顯示出六個盒狀空間所對應的藝術家創作階段。
「早期畢加索」聚焦於畢加索童年的創作及早期受到的影響,作品有《戴帽子的男人》(1895)和《古典雕塑石膏像寫生習作》(1893—1894);「藍色和粉色畢加索」階段,藝術家放棄模仿後印象派繪畫,轉而塑造最早的個人風格,並逐漸確立了最初的藝術身份,作品包括《瘋子》(1905)和《兄弟倆》(1906);「驅魔人畢加索—《阿維尼翁的少女》的革命」展現了藝術家簡化形式和空間的探索,在尋找、發明新的藝術語言的過程中,創作了《自畫像》(1906)等作品,並孕育傑作《阿維尼翁的少女》(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,1907);
「立體主義者畢加索」中,藝術家對標誌物等符號元素的運用催生出立體派作品,如《彈曼陀林的男子》(1911)和《壁爐旁的男人》(1916);「多變畢加索」著眼於藝術家對古典的致敬、引用與革新,《戀人》(1919)、《習作》(1920)等作品均展現出畢加索獨特的探索;最後部分展示了藝術家1927年至1972年較為晚期的一系列繪畫和雕塑,顯示出青年時期的藝術實驗所產生的影響。
畢加索的生命歷程近一個世紀,他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也貫穿了將近一個世紀。 20世紀初,隨著西方藝術的引進,畢加索的名字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,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《美術史》中以「立方體派」歸納畢加索的創作,並在次年的《美術史參考書》中稱畢加索為該派之首領。到了30年代,中國的美術出版物將畢加索的藝術風格做出更細緻的劃分,其中藍色時期的底層生活的風貌使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十分親近,他們稱為「繪畫上的列寧」,自此中國人對畢加索的精神投射,除了藝術也附加一層政治色彩。
在藝術家中,1920年到法國巴黎學習繪畫的常玉、林風眠身上,都能看到受畢加索影響的痕跡。 30年代,畢加索畫作中明快的色彩受到劉海粟等現代主義者的喜愛,但徐悲鴻、豐子愷等寫實主義者則不以為然,自此分成了兩派,待北派取得政治地位後,印象派與立體主義便消聲匿跡。 1944年,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,中國的《解放日報》認為畢加索的創作有對底層人民的關注和進步的政治傾向,畢加索在中國具有充滿政治意味的身份,使他成為中國人眼裡的「人民藝術家」。
自1949年,畢加索三次為世界和平大會創作和平鴿,並獲得了斯大林獎,隨後在美國雖然舉辦了個展,卻被拒絕入境。鴿子的喻意不斷被社會主義國家詮釋,認為他的階級身份在轉換:從為資產階級服務到無產階級藝術家。 1956年,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並到戛納拜訪畢加索,曾任中央工藝美院副院長的藝術家張仃贈送《齊白石畫集》給他;同年,張大千亦攜夫人徐雯波到加里富尼別墅拜訪畢加索。 50年代後,中國展出法國現代藝術展,包括畢加索等人的複製品,同時卻又受到蘇聯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批判,將畢加索的作品視為「資產階級腐朽的藝術」。
到60年代,畢加索在中國成為禁忌;1969年,15歲的費大為在繪製巨幅毛澤東肖像時,偶然聽到旁人提及寫實主義創作早已落後西方的畢加索,卻苦於找不到相關信息。直到80年代,中國又開始展出畢加索,1981年,抽象派畫家丁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的《信使》雜誌做的畢加索專輯中,第一次全面的認識畢加索。畢加索真跡在中國首次亮相是1983年,中國美術館的舉辦「畢加索繪畫原作展」展出33幅畢加索的作品。然而在改革開放後,85美術新潮的藝術健將們迅速將目光聚集到更先鋒、更激進的藝術方向上,畢加索一時成了過氣的老大師。直到2011年,上海世博園中國館才又展出畢加索62幅原作;2014年,中國國家博物館則展出畢加索版畫100幅。
“畢加索對於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,他是個創作力旺盛的藝術家,對藝術和生活都充滿激情。”周春芽說。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錯位進程而言,畢加索是不可迴避的重要人物,不僅僅是他的天才、成功、傳奇人生與財富。大膽的著色、立體主義解構的人臉肖像和前衛的繪畫構圖,似乎與傳統中國美學相去甚遠,但他作品中有著無論如何轉型都存在的具體形象,並且立體派的多視角圖像與中國山水有相似之處,這令中國收藏家感到親切。畢加索在傳統中又具備著現代性,是當代中國藝術追求並努力的方向。
文|萬永婷
本文收錄於《典藏‧今藝術&投資》,第323期,2019年8月號
跨越一世紀的致敬:畢卡索大展
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「畢加索:一位天才的誕生」,是中國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畢加索的大展,展出畢加索的103件真跡作品,涵蓋34件繪畫、14件雕塑及55件紙上作品,全面回顧畢加索的創造生涯。自6月15日開幕起,參觀流量日均超過2000人,成為2019年夏季最受矚目的藝術盛事之一。展品來自國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收藏,是新任館長洛朗·勒邦及其新策展框架在中國進行的首次主要嘗試。
展場由國際知名的阿德里安·卡迪工作室(Studio Adrien Gardère)設計為半開放式的盒狀空間,每個單元的入口都在外牆印有畢加索的大幅肖像照,在內牆貼有不同時期的印刷肖像和關於藝術家工作室的圖像,顯示出六個盒狀空間所對應的藝術家創作階段。
「早期畢加索」聚焦於畢加索童年的創作及早期受到的影響,作品有《戴帽子的男人》(1895)和《古典雕塑石膏像寫生習作》(1893—1894);「藍色和粉色畢加索」階段,藝術家放棄模仿後印象派繪畫,轉而塑造最早的個人風格,並逐漸確立了最初的藝術身份,作品包括《瘋子》(1905)和《兄弟倆》(1906);「驅魔人畢加索—《阿維尼翁的少女》的革命」展現了藝術家簡化形式和空間的探索,在尋找、發明新的藝術語言的過程中,創作了《自畫像》(1906)等作品,並孕育傑作《阿維尼翁的少女》(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,1907);
「立體主義者畢加索」中,藝術家對標誌物等符號元素的運用催生出立體派作品,如《彈曼陀林的男子》(1911)和《壁爐旁的男人》(1916);「多變畢加索」著眼於藝術家對古典的致敬、引用與革新,《戀人》(1919)、《習作》(1920)等作品均展現出畢加索獨特的探索;最後部分展示了藝術家1927年至1972年較為晚期的一系列繪畫和雕塑,顯示出青年時期的藝術實驗所產生的影響。
畢加索的生命歷程近一個世紀,他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也貫穿了將近一個世紀。 20世紀初,隨著西方藝術的引進,畢加索的名字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,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《美術史》中以「立方體派」歸納畢加索的創作,並在次年的《美術史參考書》中稱畢加索為該派之首領。到了30年代,中國的美術出版物將畢加索的藝術風格做出更細緻的劃分,其中藍色時期的底層生活的風貌使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十分親近,他們稱為「繪畫上的列寧」,自此中國人對畢加索的精神投射,除了藝術也附加一層政治色彩。
在藝術家中,1920年到法國巴黎學習繪畫的常玉、林風眠身上,都能看到受畢加索影響的痕跡。 30年代,畢加索畫作中明快的色彩受到劉海粟等現代主義者的喜愛,但徐悲鴻、豐子愷等寫實主義者則不以為然,自此分成了兩派,待北派取得政治地位後,印象派與立體主義便消聲匿跡。 1944年,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,中國的《解放日報》認為畢加索的創作有對底層人民的關注和進步的政治傾向,畢加索在中國具有充滿政治意味的身份,使他成為中國人眼裡的「人民藝術家」。
自1949年,畢加索三次為世界和平大會創作和平鴿,並獲得了斯大林獎,隨後在美國雖然舉辦了個展,卻被拒絕入境。鴿子的喻意不斷被社會主義國家詮釋,認為他的階級身份在轉換:從為資產階級服務到無產階級藝術家。 1956年,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並到戛納拜訪畢加索,曾任中央工藝美院副院長的藝術家張仃贈送《齊白石畫集》給他;同年,張大千亦攜夫人徐雯波到加里富尼別墅拜訪畢加索。 50年代後,中國展出法國現代藝術展,包括畢加索等人的複製品,同時卻又受到蘇聯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批判,將畢加索的作品視為「資產階級腐朽的藝術」。
到60年代,畢加索在中國成為禁忌;1969年,15歲的費大為在繪製巨幅毛澤東肖像時,偶然聽到旁人提及寫實主義創作早已落後西方的畢加索,卻苦於找不到相關信息。直到80年代,中國又開始展出畢加索,1981年,抽象派畫家丁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的《信使》雜誌做的畢加索專輯中,第一次全面的認識畢加索。畢加索真跡在中國首次亮相是1983年,中國美術館的舉辦「畢加索繪畫原作展」展出33幅畢加索的作品。然而在改革開放後,85美術新潮的藝術健將們迅速將目光聚集到更先鋒、更激進的藝術方向上,畢加索一時成了過氣的老大師。直到2011年,上海世博園中國館才又展出畢加索62幅原作;2014年,中國國家博物館則展出畢加索版畫100幅。
“畢加索對於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,他是個創作力旺盛的藝術家,對藝術和生活都充滿激情。”周春芽說。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錯位進程而言,畢加索是不可迴避的重要人物,不僅僅是他的天才、成功、傳奇人生與財富。大膽的著色、立體主義解構的人臉肖像和前衛的繪畫構圖,似乎與傳統中國美學相去甚遠,但他作品中有著無論如何轉型都存在的具體形象,並且立體派的多視角圖像與中國山水有相似之處,這令中國收藏家感到親切。畢加索在傳統中又具備著現代性,是當代中國藝術追求並努力的方向。
文|萬永婷
本文收錄於《典藏‧今藝術&投資》,第323期,2019年8月號